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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如何破解乡村儿童的家庭教育“三重弱化”困境?
发布时间:2022-06-20

  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化最基本的场域。在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广大乡村地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促进乡村地区儿童发展、增强贫困家庭内生能力,从而推动乡村教育振兴,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线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多位专家为乡村家庭教育赋能建言——

  “为了生计,我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15年来,没有给大女儿过一次生日……”给女儿过一次生日,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务工人员蓝汉文藏在心里的愿望。

  “要是我当了爸爸,我就每天和孩子在家一起吃饭,陪他们一起去爬山”……这是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新星小学一个留守儿童的心里话。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这种生活中的常事,却成为这些留守儿童内心的奢侈。

  一边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外出务工的农村家长,一边是内心对亲情陪伴渴望的留守儿童……这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也成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背景下,社会关切的重要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也可能是难上之难。”在北师大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用2021年年底民政部系统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数据显示,“十三五”末期我国有6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其中96%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看护。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乡镇长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一直让郑新蓉心情难平:“农民的‘背井离乡’打工富了家庭经济,耽误了农村孩子。不出去吧,立马就穷,人均不到一亩地,饭都吃不上;外出吧,留守孩子大部分在学习和身心健康上放任自流,城里人的素质和农村人的素质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孩子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家庭温情。”

  因为长期从事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教育工作,郑新蓉去过很多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调研,让她心酸的一幕是,“孩子们不谈父母都挺好,一谈父母眼泪汪汪……”在郑新蓉看来,外出务工的父母大多期待用金钱和物质来弥补亲情的缺位,从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衣食父母”。教育的缺失和监管的缺乏,还让留守儿童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

  “农民工将孩子留在家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学校也因此承担着繁重的留守儿童在学业、行为、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多重责任。”郑新蓉介绍,很多农村学校单向度追求升学,忽略全面发展和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且很多教师也比较远离农村生活,成了简单的学校内的陪伴者。在她看来,有限的学校资源,以及乡村活力不足成为留守儿童发展的瓶颈。“如何弥补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的情感缺失?如何建立长期且稳定可信赖和支持性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郑新蓉说。

  郑新蓉教授的观点亦得到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的共鸣。20多年来,雷万鹏和团队一直关注乡村教育发展,在全国很多省市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很多留守儿童的祖辈反馈,现在的年轻人只顾生孩子,生完就将孩子交给老人。老人身体不行,在知识、能力方面也跟不上时代,所以很难把孙辈带好。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也显示:95%的留守儿童主要监护人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监护人平均年龄接近60岁,文化程度70%是小学及以下,而且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半年到一年的比例超过50%,甚至有8.2%的儿童一年内没有见到父母。

  基于乡村田野调查的数据结果及我国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实际状况,雷万鹏指出目前乡村儿童的家庭教育面临着“三重弱化”的困境:乡村家长的教育素养相对于城市家长而言是弱化的;乡村地区家校合作也相对弱化;乡村地区提供给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也相对弱化。他期待,未来要进一步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去思考,整合家校社资源,从而帮助乡村儿童家庭教育走出窘境。

  “无论孩子是否在父母身边,农民工家长都渴求获得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而他们获得家庭教育指导的途径除了从同辈和长辈获得经验外,主要以微信和电视为主。”对此,郑新蓉提出一个问题,但是适合农民工父母的家庭教育节目其实非常的少。她呼吁多为农民工家长提供切实便捷有效的家教资源。“比如开发一些中年父母喜欢的、行之有效的家教扑克牌、宣传画、手册甚至是幽默电视剧等,通过专门的广播频道,尽快把健康、快乐、有效的家庭教育内容送到农民家长那里。”郑新蓉还希望政府把农民工家庭教育纳入各级政府、用人单位培训必修课。在郑新蓉看来,农村家庭教育是家长和社会共同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家庭中的儿童教育及成效不是家庭和父母的私利、私器,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最大的公利和公器。

  “我们如何让农村儿童的家庭教育更有质量?如何发挥专业的力量帮助农村孩子建立早期高质量的陪伴关系?”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翟理红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去一所幼儿园,发现游戏活动时间一个孩子独自躲在一个塑料框里,拿着一个纸桶啃来啃去……这一幕引发她的格外关注。进一步了解得知,这是个留守儿童,在成长中缺少家庭的温暖,他渴望营造一个自由自在有安全感的空间。于是,老师通过设计专门的游戏,逐步给孩子弥补家庭中的安全感。

  为了在指导乡村家庭教育方面发挥专业作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还构建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老师们会下村入户指导家庭教育。他们发现孩子和老人相处过程中有吃有喝,但没有精神上的那一份寄托。翟理红看来,在家庭教育缺失的乡村,学校要和社区一起进行育人,对留守儿童进行弥补性的家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他们彼此之间的差距。

  “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个板块,从自身政策角度来讲可以有可为的空间,不能等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行动者。”雷万鹏也呼吁,对于乡村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诸多空白地带,需要从乡村教师家庭教育素养的培训、健全教师评价机制及构建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入手。“期待更多的高校尤其是师范大学,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一起合作研究。”雷万鹏说。

  “我们需要用一个村子的力量来养育孩子。”翟理红也建议,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的希望,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站在社会角度一起去努力,为孩子创造童年时期所需的健康、安全的知识系统,护佑孩子的童年。

  “最近有文章提到,受错误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几千年来的勤劳农民子弟如今不再成为劳动者,而是成为简单的消费者和娱乐者。如果不能再自食其力变成啃老族、继承族和福利享受者,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遗憾。”郑新蓉期待农民工子弟传承父辈、祖辈身上那种勤劳坚毅的优秀精神品质,还希望通过教育的扶智和扶志,让留守儿童,留得下出得去,同时还回得来,既能享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还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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